无氧登顶、独臂航海、万丈坑揭秘……他们正在改写中国极限探索史
无氧登顶、独臂航海、万丈坑揭秘……他们正在改写中国极限探索史
无氧登顶、独臂航海、万丈坑揭秘……他们正在改写中国极限探索史讲日照历史文化,一定会(huì)提到“照邑朴学(pǔxué)”。这个由朴学大师许瀚开创并独树一帜、兴起于日照、影响全国的学术(xuéshù)流派,催生和(hé)推动了民国国学复兴,其学术价值和对后学者的影响,至今仍有人在挖掘研究。怀着对先贤先学的敬仰之心,本文给大家介绍“照邑朴学”的开创者(kāichuàngzhě)和众多传人,以及学术影响。
先说一下“照邑(zhàoyì)朴学”名称的由来(lái)。据台湾东吴大学教授、图书馆馆长、祖籍涛(tāo)雒的丁原基考证(kǎozhèng),最初“照邑朴学”四字是(shì)王献唐在《亡友丁伯弢(tāo)别传》所称,文云:“照邑朴学,导源印林许氏。”(此文写于民国二十九年旧除夕日,次年6月28日又校对一次赠送伯弢先生次子履延)。“印林”是许瀚的字。这是首次(shǒucì)有了“照邑朴学”这一称呼。但丁(dàndīng)原基教授系统论证了“照邑朴学”的学术特色,以及许瀚、丁艮善、丁以此、丁惟汾、王献唐等学者的学术传承脉络,真正在学界倡树起“照邑朴学”这一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旗帜。
那么,什么(shénme)是朴学呢?朴学是中国清代(尤其(qí)是乾隆、嘉庆(jiāqìng)年间)兴起的一种以考据为核心的学术流派,因其学风质朴、注重实证而得名(démíng),又称“乾嘉学派”或“考据学”。它上承汉学传统,下启近代学术,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转折点。
朴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为经学考据(kǎojù)、小学(语言文字学)、史学(shǐxué)与(yǔ)(yǔ)文献整理、金石学与考古,其核心特点是考据实证,反对空谈,主张通过校勘、辨伪、训诂、音韵(yīnyùn)等方法(fāngfǎ),对古代文献进行细致(xìzhì)考证,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。朴学推崇汉代经学家对经典的注疏(如郑玄、许慎),故称“汉学”,与宋明“宋学”相对。但朴学并非完全复古,而是融合多学科方法,涵盖经学、史学、小学(文字、音韵、训诂)、金石学、地理学等领域。
顾炎武被尊为明末清初朴学(pǔxué)开山宗师,主张“经世致用”,以《日知录》为代表作,提倡以训诂考据(kǎojù)方法研究经学,反对空谈义理。他与另(lìng)两位代表人物黄宗羲、王夫之被后世并称为“明末清初三大儒”。
而“照邑朴学”,据曹汉华先生所著《增广(zēngguǎng)“照邑”即日照县,春秋时封卿大夫土地曰“采邑”,秦时(qínshí)推行郡县制,改“邑”为县。
日照虽处海隅却文脉深远。金代状元张行(zhāngxíng)简、明代状元焦(jiāo)竑(hóng)都是大学问家,影响(yǐngxiǎng)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。清代以来,以许瀚为主要成员的朴学群体于山左之地、海曲故城(gùchéng)崛起,学习传承前人,尤其是焦竑的治学与著述,其学术精神如泰山磐石,扎根齐鲁大地,辐射中原文化圈,终成“山左朴学”之重镇。
我们先来(lái)认识一下“照邑朴学”的创始人,一代朴学大师许瀚。这位200年前从日照大地(dàdì)走出的一位(yīwèi)划时代(huàshídài)的伟大学者,博综经史、精于(jīngyú)音韵训诂、笃嗜金石,一生为他人校书数千册,尤以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用力最勤,曾先后三次担纲通校《说文解字义证》,时间绵延近三十载,默默无闻(mòmòwúwén)地把大量时间、精力奉献给该书,终使这部巨著面世。
许瀚(xǔhàn),生于(yú)1797年(清嘉庆二年),卒于1867年(同治六年),字(zì)印林,号攀古小庐主人,日照大河坞村人。许瀚出身于一个清贫的(de)(de)知识分子(zhīshífènzǐ)家庭,其父许致和以教书为业,读书十分勤苦,对经学有很深的造诣,著有《说诗循序》《大学(dàxué)中庸总义》等。许瀚早年随课馆(教私塾)于外的父亲生活,受过严格的庭训,18岁便考中秀才。当时,考据学独霸学术界,出现了“东汉学(指考据学)灿灿如日中天”的盛况。受其影响,许瀚自幼便“博综(bózōng)经史及金石文字”,专研古文字及声韵之学,到20多岁便学有根基。
许瀚(xǔhàn)29岁时,山东(shāndōng)学政何凌汉(hélínghàn)对他十分赏识,特意选拔他当了拔贡。拔贡是科举制度贡生的一种,它是从各地(gèdì)州府县学的生员中选拔兴业优异者,直接送入国子监深造。于是,许瀚进京入国子监就读。其后,他一边(yībiān)在何凌汉家教私塾,同何绍基(何凌汉之子)、王筠、龚自珍等著名(zhùmíng)学者(xuézhě)切磋学问,一边刻苦攻读,希望“得一官以资禄养”。1827年(清道光七年),清政府任命王引之为武英殿总裁,负责重修《康熙字典》,许瀚也参加了这项工作,任校录(lù),他们一起对原书进行(jìnxíng)了详细校勘,共找出错误2500多条。王引之父子对许瀚的影响最大。
1831年,《康熙字典》修成,许瀚因工作勤奋被授予州同(zhōutóng)(副知州)的(de)官衔。但这种职衔(zhíxián)是很难取得(qǔde)实缺的,为生计所迫,他接受了恩师浙江学政何凌汉的邀请,到杭州学署帮助校勘书籍及批阅试卷,开始了幕僚生涯。他先后随陈用光、吴文镕、潘锡恩等学政在各地校文,足迹(zújì)遍及江苏、山东、河北等省。幕僚的生活虽然比较清苦,但能够有机会观览大量的图书文物,许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勤奋治学,到40岁左右时(shí)便独树一帜(dúshùyīzhì)。
许瀚在仕途上十分不顺,直到1835年,清政府因皇太后寿庆举行恩科(ēnkē)乡试,他(tā)才以第五十六名考中举人,这时(zhèshí)他已39岁了(le)(le)。在清代,举人是不能直接进入仕途的。所以其后,他又在北京做了一个时期的幕僚。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,许瀚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,对动荡的时局非常关心,但并没有转向经世致用(jīngshìzhìyòng)的学问,仍然从事古籍校订及小学、金石方面的研究。战争爆发的那一年,他接受了济宁知州徐宗幹邀请(yāoqǐng),当了渔山书院的山长,并主持纂修《济宁直隶州志》。
许瀚考中(kǎozhōng)举人后,多次参加会试都没(méi)考中,直到1844年(nián)仍不忘科举之(zhī)事,又风尘仆仆地从(cóng)日照赶到北京,第四次参加会试,希望能考中进士,但(dàn)最终再一次落第。恰巧本年朝廷从举人中选拔官吏,许瀚被选为二等,可以做教谕之类的小官,但没有具体职务。不得已,他只好离京南返,来到家乡沂州府,受聘为琅琊书院山长。在沂州期间,他广泛搜求金石碑刻,为保护文物作出了很大贡献。后南河道总督(zǒngdū)潘锡恩准备刊刻章学诚等纂修的《史籍考》,特地把许瀚从沂州邀往清江浦(qīngjiāngpǔ)(今江苏省靖江市),负考订校勘。
许瀚到清江浦后,遍览群书,用了近两年的(de)时间,写成了《拟吏籍考校例》,对章学诚等原稿繁冗(fánrǒng)、重复、漏略、舛误的地方进行订正,把这部目录学名著基本校勘完毕。恰在(zài)这时,潘锡恩生病回籍(huíjí),收回《史籍考》不刊刻了。这样,许瀚无处谋生,只得以(yǐ)教私塾为业,处境相当(xiāngdāng)困难,其父年老多(duō)病,自己亦重病缠身,右手一年多不能(bùnéng)写字,家庭的收入也十分拮据。就是(jiùshì)在这种情况下,他用了四五年的时间,抱病校勘并刊刻了清代乾嘉时期集学者、书法家、篆刻家于一身的文化巨擘(jùbò)桂馥的《说文解字义证》,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巨大的意义。但当此书刊成之时,许瀚已负债千余金。桂馥(1736—1805),字未谷,号雩门,山东曲阜人(rén),他以考据学为根基,在文字学、金石学(jīnshíxué)、书法艺术等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就,被誉为“清代说文四大家”之一,与段玉裁并称“桂段”。
1852年(清咸丰二年),许瀚当上滕县训导,时间不长便因病辞职归里,但留下了“博学善教”之名。后来,他的老友吴式芬出任浙江(zhèjiāng)学政,邀请他到杭州(hángzhōu)帮助批阅试卷。许瀚当时已经近60岁了,他借了川资(chuānzī),远涉千里前往,其生活困苦,可见一斑。晚年许瀚回到家乡,受聘主讲(zhǔjiǎng)日照奎峰(kuífēng)书院。
奎峰书院(shūyuàn)是清代山东日照(rìzhào)地区重要的教育机构,始建于清道光十八年(nián)(1838年),由日照知县周瑞图倡议,县绅捐资在县城十字街南侧改建而成。书院选址于县衙西南隅(今海曲中路老邮局附近),其名取“一县文峰”奎山(kuíshān)之意。初期规模包括大门一楹、讲堂五间、西厅三间,后经多次扩建,光绪年间又陆续扩建考棚、过厅等设施,成为兼具教学与(yǔ)科考功能的综合性(zōnghéxìng)场所。1903年,书院改制为“日照县立(lì)高等(gāoděng)小学堂”,1924年在此基础上成立日照县立初级中学,1945年滨中中学短暂迁入。
奎峰书院(shūyuàn)虽以科举教育(jiàoyù)为(wèi)主,兼重训诂、音韵等小学(语言文字学)内容,与乾嘉朴学“由字通词,由词通道”的理念一致,与清代朴学(考据学)有着深层联系(liánxì)。书院聘请举人(jǔrén)、进士授课,其中最著名的是(shì)朴学大家许瀚。1860年(咸丰十年(shínián)),许瀚以病弱之躯在此主讲一年,每月坚持四次阅卷。书院不仅是教育机构,更是地方文化枢纽。光绪年间,后来担任山东图书馆馆长的丁麟(dīnglín)年捐银3000贯资助书院,推动日照学者整理地方文献,为“照邑朴学”的本土化发展奠定基础。
奎峰书院(shūyuàn)虽非朴学核心发源地,却通过(tōngguò)许瀚等学者的讲学活动,成为照邑朴学的传播(chuánbō)纽带。其从科举书院到现代学校的转型,既见证了清代学术向近代教育的过渡,也彰显了日照(rìzhào)地区重视文教的传统。正如王献唐所言,奎峰书院的历史,是“照邑朴学”从书斋走向社会的缩影。尽管原建筑(jiànzhù)多已不存,但(dàn)其作为日照一中、东港一小的前身,至今仍是日照文脉延续的象征。
许瀚(xǔhàn)一生仕途坎坷,穷困潦倒,但在讲学、著述和校勘书籍上仍取得了很大成绩(chéngjì),是当时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,有“山(shān)左许瀚之学”的称誉,龚自珍《已亥杂诗》中有《别许印林孝廉(xiàolián)瀚》:“北方学者君第一,江左所闻君毕闻(bìwén);上厚水深词气重,烦君他日定吾文。”对许瀚可谓是推崇备至。而写这首诗的时候,许瀚才42岁,还没(méi)达到学问的最高峰。作为来自南方学派的龚自珍,多少还有点自高。龚自珍(1792—1841),字璱人,号定庵,浙江仁和(今杭州)人,清代(qīngdài)著名(zhùmíng)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改良主义先驱。他的诗句(shījù)“我劝天公重抖擞,不拘一格降人才”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(chūnní)更护花”等脍炙人口,无人不晓。
许瀚也是清代著名(zhùmíng)的音韵训诂学家。在我国古代,语文学被称为小学。它经过曲折发展,到清代达到顶峰。在治学(zhìxué)方法上,他(tā)师承高邮王氏父子,以训诂声韵求义理,复由古文字以求本义(běnyì)及其通假。清代,号称小学家的有几百人,但能同时精通(jīngtōng)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三门学问的并不多,许瀚却对这三者都有较深的造诣。
许瀚(xǔhàn)也是清代著名(zhùmíng)的校勘学家。《清史稿》称其“校勘宋、元、明本书籍,精审不减黄丕烈、顾广圻”。把他同清代第一流的校勘学家相比(xiāngbǐ),足见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。
许瀚(xǔhàn)又是道光、咸丰年间享有盛誉的金石学家。许多学者认为他的金石学研究(yánjiū)在当时属于(shǔyú)第一流,尤其是对(duì)他利用金文研究古文字学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。许瀚这一生喜欢购求金石文物,手中稍微(shāowēi)有点余钱都用于金石拓本收藏。其《攀古小庐文钞》考释金文178篇,辨析器物真伪、铭文义例,被誉为“清代金文研究的巅峰之作”。
许瀚还是一位方志(fāngzhì)学家。《中国方志大辞典·方志人物》收有许瀚的小传。他对方志学的主要成就是主持编修了《济宁直隶州志》,该志结构完整,叙事(xùshì)明晰,历来颇好评。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(xuéshùshǐ)》中亦称其为清代(qīngdài)名志。
许瀚更是一位书法家。《续滕县志(xiànzhì)》称其“尤善书法”,光绪《日照县志》也说(shuō)他“工书翰,士林珍之”。道光年间,许瀚因考进士落第而困居京师,但“索字者日塞其门”。许瀚书法亦承颜体精髓,磴山摩崖石刻(shíkè)“羡君堪作王家瑞”笔力雄浑,丁艮善(dīnggěnshàn)勒石镌刻,成为日照文化(wénhuà)地标。
许瀚除了在(zài)学术上的重大贡献,最重要还是他以己之学,荫庇(yìnbì)后(hòu)学,提携晚辈,使朴学能在日照传承。他晚年教导乡里后学,以丁(dīng)楙五、丁艮善、丁以此三人(sānrén)最著,号称“许门(xǔmén)三弟子”。文化学者丁博原先生(xiānshēng)所著《日照丁氏家族志》(族事略 人物志)中有此记载:“咸丰同治间,照邑(zhàoyì)朴学盛行。族人丁艮善、丁楙五、丁以此先后师从朴学大家许瀚,各尽(gèjǐn)所长,皆有专著(zhuānzhù),时人称曰“许门三弟子。”丁艮善精于小学,校勘颇多,被誉为“山左宿学”,其学问由(yóu)其子孙承袭,延至民初丁楙五续修家谱,广辑文献,誉录遗稿,刊刻旧编,为家族文献的留存与传播居功至伟,惜(xī)英年早逝,未竟其志,未展其才;丁以此少以家贫,无力举业,然独精音韵,著《毛诗正韵》,为国学大师章太炎所推崇(tuīchóng)。民国以后,丁惟汾著述颇丰,且得以完整保留,所撰《诂雅堂丛著》六种(liùzhǒng),其中《方言音释》《俚语证古》《毛诗韵聿》已由齐鲁书社出版,其他三种也已在台湾发行。其主编之《山东革命党史稿》现有文稿存世。”
日照丁氏尚文重教,四百年来文化繁荣,积学深厚,乃科宦世家,是日照几大(dà)名门望族之首。许瀚三位弟子都(dōu)出自丁家,就足以说明了这(zhè)一点,当然(dāngrán)还有后来人。丁楙五、丁艮善都是清康熙(qīngkāngxī)年间(niánjiān)进士(jìnshì)丁旹的后人。丁旹修县志、创家谱,开一代诗风,成为日照文化的奠基人,也是日照丁氏家族的“文献之祖”。丁家自此人丁兴旺,人才辈出,演变为日照丁氏“老四支长房三支”,其后代51年间,实现了“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皆进士”。
许门三(sān)弟子秉承许瀚“无征不信”的学风,将照邑朴学推向系统化、专业化。丁楙五早年师从丁艮善的大哥丁秉善,他(tā)父亲又和许瀚是至交(zhìjiāo)。“传小学者,有丁楙五伯才,著《说文韵律》。继即竹筠先生(即丁以此),著《毛诗正韵》。后则鼎丞先生(即丁惟汾(dīngwéifén)),学寖光大”(出自《增广得很明白。丁楙五专治小学,尤精音韵。平生(píngshēng)最大的功绩是集文献、修家谱,可惜英年早逝,未展(wèizhǎn)其才。
丁艮善则以经学见长。他(tā)协助许瀚校勘吴式芬《捃古录金文》,对(duì)青铜器铭文的训诂多有创见。其《毛诗传疏考证》以音韵通经义,纠正陈奂《毛诗传疏》疏漏,被王闿运誉为“东州绝学”。丁艮善将朴学方法用于方志(fāngzhì)编纂,参与《日照县志(xiànzhì)》修订。他擅长书法,工篆、隶、楷书,且自成一家。现河南(hénán)许昌、济南千佛山还留有他的墨迹。
丁以此,字竹筠,专攻音韵学。他(tā)是(shì)许瀚晚年所收弟子,继承许瀚“因声求义”之法,著《毛诗正韵》重构《诗经(shījīng)》古韵(gǔyùn)系统,章太炎称其“古韵分部独得许君真传”。作为丁惟汾之父,他将朴学融入家庭教育,使丁氏家族成为近代学术与政治的双栖望族。
丁惟汾,字鼎丞(chéng),中国同盟会创始人(rén)之一,治学承其父,其在日本留学,与章太炎、刘师培、黄侃等人往来密切,“照邑朴学”又(yòu)与扬州学风相互切磋,成就斐然。近人王献唐、屈万里、孔德成三位先生皆受教于丁惟汾先生,互为师友,各有专精,溯其治学,与“许瀚之学(zhīxué)”有相传承。王献唐(前篇已有介绍(jièshào)),许瀚再传弟子。其父王廷霖是名中医,更喜金石文字之学,师承许瀚,家藏金石拓本数千件,自幼耳濡目染(ěrrúmùrǎn)。王献唐开创“考古与文献互证”之法,在城子(chéngzi)崖遗址发掘中,结合《水经注》等典籍考证(kǎozhèng)龙山文化,倾一生之力著《炎黄(yánhuáng)氏族文化考》,提出“东夷文化中心论”,震动学界。
傅斯年也是出自齐鲁大地的一名(yīmíng)大师,他的信中对许瀚作了很高的评价,称“近来出现(chūxiàn)了许瀚一大批稿子,皆为研究所得之……此君地位,与孙仲容伯仲之间,乃最早之金文(jīnwén)大师,而其著作不传,可恨!”
学界对许瀚的研究也一直(yìzhí)在(zài)接力。清末民初,梁启超、丁惟汾、章炳麟、刘师培、黄侃等一大批学者都曾对许瀚进行过研究;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著名国学大师王献唐(wángxiàntáng)、傅斯年和赵录绰等人(rén)就(jiù)开始搜集整理其遗著,并编辑有《许印林遗书》二十余册;二十八十年代,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(zhōngguóshèhuìkēxuéyuàn)研究员袁行云(xíngyún)先生编成《许瀚年谱》,并整理出版了许瀚学术著作《攀古小庐全集》(上);原山东图书馆学者崔巍整理出版了《许瀚日记》。
进入新世纪以来,许瀚研究热再度升温,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(jiàoshòu)、宋开玉教授,上海博物馆柳向春教授,曲阜师范大学周洪才教授、聊城师范大学刘昆教授、陕西师范大学郭子直教授都(dōu)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(yánjiūchéngguǒ)问世。山东大学古籍整理工程《山东文献集成》第一、二、三辑还集中影印了(le)大量许瀚手稿(gǎo)和抄稿,使许多过去藏之秘阁的珍贵资料(zīliào)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除大陆部分学者(xuézhě)(xuézhě)外,在台湾(táiwān)的日照籍学者丁(dīng)原基出版了《许瀚之文献学研究》一书,台湾成功大学郭妍伶编著了《许瀚之金文学研究》。这些著作与大陆许瀚学术研究成果遥相呼应,相映生辉。这些著作对许瀚的学术成果给予大力播扬。
还有两位日照地方文史学者,不得不提(tí)。一位是(shì)东港区涛雒镇的文化学者丁博原(dīngbóyuán),另一位是岚山的文史专家曹汉华。我与丁博原老师相识(xiāngshí)于2023年,市委党史研究院与日照电视台共同举办《史话日照》文化访谈节目“方志日照”,我和(hé)博原同为访谈嘉宾,相互交流甚多,很受教益。这个访谈节目播出后,受到(shòudào)广泛关注和好评。近日,因为写(xiě)人文日照文章(wénzhāng),多次征求党史研究院尹德满院长意见。中间还几次前往家住涛雒镇的丁博原老师家中请教。特别是计划写“照邑(yì)朴学”这个题目时,因为没有专门作过(guò)研究,感觉不太敢写,但博原(dànbóyuán)认为应该写,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日照文化,是一件大好事。为此,他还专门赠送我《丁氏家族志》。拜读了由丁博原主编的《日照丁氏家族志》,深感震撼。国有史,邑有志,家有谱。而博原老师在家谱的基础(jīchǔ)上,依志之例,历经十几年修成此书(cǐshū),是当之无愧的收集和研究丁氏文化的集大成者。
我与汉华弟相识逾30年,对汉华弟研究(yánjiū)许瀚一事早闻大名。他用了20年时间致力于许瀚著述搜集整理,先后出版了《增广近日,我专门去山东万方(wànfāng)集团,与他进行了交谈。同时还见到了岚山区(qū)(qū)政协(zhèngxié)原副主席孙树诺(sūnshùnuò),区政协文史委党总支书记郑培晋,万方集团的副总王汉军,他们都是文史方面的专家。交谈中得知在区政协的指导(zhǐdǎo)下,在万方集团的支持下,专门成立(chénglì)了岚山区文史研究会,致力于岚山文史研究。研究会成立以来,团体非常活跃,学会形成了很多研究成果,大师之风、后人推崇,令人欣慰、值得肯定。
我深深感受到,无论是(wúlùnshì)一个地方的文化(wénhuà),还是一个家族的文化,都需要一批有学识、有奉献、有情怀、有担当的人去(qù)挖掘、去弘扬,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以保护与传承,民族文脉才能得以源远流长。
日照朴学的(de)崛起,得益于独特的地域(dìyù)文化土壤。许瀚及其弟子们既秉承齐鲁“尊经重道”的传统,又因濒海而具开放视野,不完全拘泥于古人,既尊重传统,又敢于修正谬误。他们校勘典籍必求善本(shànběn),考释(kǎoshì)铭文必亲拓(bìqīntuò)原器,这种“脚踏实地”的学风(xuéfēng),与江南考据学派形成鲜明对照。丁惟汾将朴学精神注入革命实践,王献唐以学术守护文化命脉,丁原基用现代方法激活传统,皆体现了(le)日照朴学“经世致用”的终极追求。
照邑朴学已经是一个(yígè)(yígè)跨越时代、跨越地域,甚至跨越朴学本义的一个大课题。王献唐先生首先对其命名,袁(yuán)行云先生首先系统整理许瀚著述,丁(dīng)原基先生则在学界首倡旗帜,可惜三位先生都是天不假年,各自学术道路都是半途而废,这也是照邑朴学历时近一个世纪(shìjì)却始终未在学术界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关于照邑朴学的学术范畴,从名义上是朴学研究(yánjiū)的一个派别,实际上已经是乾嘉学派到(dào)同光之后(zhīhòu)的南北位移,成为上承乾嘉、扬州(yángzhōu)学派,下启(xiàqǐ)民国国学复兴的中坚。也就是说以许瀚为代表的北方照邑学派撑起了晚清乾嘉学派、扬州学派的大梁,并催生出大批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。
从地域上(shàng)看,许瀚一生讲学(jiǎngxué)的五大书院及其五大书院涌现的俊杰遍布大半个中国。济宁渔山书院、临沂琅琊书院、淮阴清江书院、赣榆(gànyú)选青书院、日照奎峰书院是不可忽略的五个辐射点,由此串联起(qǐ)大批的后起学人。其学术流布远至日本、中国的台湾。
从学派的构成成分看,除了许瀚的直系弟子(dìzǐ)三丁(dīng)一吴,还包括同时期接受并传刻(chuánkè)播布许瀚学术的一批学人,比如杨铎、高均(gāojūn)儒、丁妟以及他们的子弟,稍晚一点的吴重熹、王懿荣、丁惟禔及其传人;甚至包括邀请许瀚校订专书(zhuānshū)的吴式芬(wúshìfēn)、潘锡恩、吴荣光等。其中,王懿荣(1845-1900),中国近代金石学家,是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。丁惟禔(1862-1895),字亦康,号伯平,是光绪年间进士,日照丁氏第一个翰林(hànlín)。
从著述成就上看,代表性的除了许瀚自己的代表作(dàibiǎozuò)《攀古小庐(pāngǔxiǎolú)……》之外,《说文解字(shuōwénjiězì)义证》(包括丁艮善为张之洞校勘印行)《史籍考》《攈古录》《三迁志》《济宁直隶州志》等都可以作为照邑(zhàoyì)学派学术代表作。
从直接学术传承(chuánchéng)上看,清以后(yǐhòu)日照乃至山东的一大批学者可以说是出自他的门下,曹汉华在《增广许瀚年谱(niánpǔ)》中多有论述。与丁惟汾保持联系的民国三大家章炳麟、黄侃、刘师培,都在这个照邑学术宝库中汲取营养、发扬光大(fāyángguāngdà)。
当然,这些直接间接的(de)学著例证,需要文史方面的专家学家去梳理(shūlǐ),恕学识有限,在此文中不能一一列举。
在此文写作过程中,我与汉华、博原多次交流,他们给我提供了很(hěn)多资料素材,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,让我很感动。既(jì)佩服他们勤勉博学(bóxué),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,同时也惭愧自己学识浅薄,真正(zhēnzhèng)是“学然后知不足”。
从许瀚在磴山勒石铭志(míngzhì),到丁原基在海峡两岸传播学术,照邑(zhàoyì)朴学历经两个世纪的(de)风雨,始终以实证精神为骨,以文化担当为魂。这种(zhèzhǒng)学术传统,不仅是日照的文化标识,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见证。正如吴重熹谒许瀚墓时所咏:“山海蔚灵秀,葱郁钟大儒。”日照朴学的薪火,将永远在山左大地上闪耀。正是(zhèngshì):
照邑朴学文脉长,海曲遗韵(yíyùn)永流芳。
山左敬文翰林立,齐鲁崇德功名扬(míngyáng)。
奎峰书院书声悠,丁氏家族人才(réncái)旺。
尊经重道昭日月,薪火相传(xīnhuǒxiāngchuán)写华章。
(注:文稿内容参阅(cānyuè)了《增广<许瀚年谱>》《日照丁氏家族志》《日照历史文化故事》等专著(zhuānzhù)资料)
讲日照历史文化,一定会(huì)提到“照邑朴学(pǔxué)”。这个由朴学大师许瀚开创并独树一帜、兴起于日照、影响全国的学术(xuéshù)流派,催生和(hé)推动了民国国学复兴,其学术价值和对后学者的影响,至今仍有人在挖掘研究。怀着对先贤先学的敬仰之心,本文给大家介绍“照邑朴学”的开创者(kāichuàngzhě)和众多传人,以及学术影响。
先说一下“照邑(zhàoyì)朴学”名称的由来(lái)。据台湾东吴大学教授、图书馆馆长、祖籍涛(tāo)雒的丁原基考证(kǎozhèng),最初“照邑朴学”四字是(shì)王献唐在《亡友丁伯弢(tāo)别传》所称,文云:“照邑朴学,导源印林许氏。”(此文写于民国二十九年旧除夕日,次年6月28日又校对一次赠送伯弢先生次子履延)。“印林”是许瀚的字。这是首次(shǒucì)有了“照邑朴学”这一称呼。但丁(dàndīng)原基教授系统论证了“照邑朴学”的学术特色,以及许瀚、丁艮善、丁以此、丁惟汾、王献唐等学者的学术传承脉络,真正在学界倡树起“照邑朴学”这一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旗帜。
那么,什么(shénme)是朴学呢?朴学是中国清代(尤其(qí)是乾隆、嘉庆(jiāqìng)年间)兴起的一种以考据为核心的学术流派,因其学风质朴、注重实证而得名(démíng),又称“乾嘉学派”或“考据学”。它上承汉学传统,下启近代学术,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转折点。
朴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为经学考据(kǎojù)、小学(语言文字学)、史学(shǐxué)与(yǔ)(yǔ)文献整理、金石学与考古,其核心特点是考据实证,反对空谈,主张通过校勘、辨伪、训诂、音韵(yīnyùn)等方法(fāngfǎ),对古代文献进行细致(xìzhì)考证,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。朴学推崇汉代经学家对经典的注疏(如郑玄、许慎),故称“汉学”,与宋明“宋学”相对。但朴学并非完全复古,而是融合多学科方法,涵盖经学、史学、小学(文字、音韵、训诂)、金石学、地理学等领域。
顾炎武被尊为明末清初朴学(pǔxué)开山宗师,主张“经世致用”,以《日知录》为代表作,提倡以训诂考据(kǎojù)方法研究经学,反对空谈义理。他与另(lìng)两位代表人物黄宗羲、王夫之被后世并称为“明末清初三大儒”。
而“照邑朴学”,据曹汉华先生所著《增广(zēngguǎng)“照邑”即日照县,春秋时封卿大夫土地曰“采邑”,秦时(qínshí)推行郡县制,改“邑”为县。
日照虽处海隅却文脉深远。金代状元张行(zhāngxíng)简、明代状元焦(jiāo)竑(hóng)都是大学问家,影响(yǐngxiǎng)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。清代以来,以许瀚为主要成员的朴学群体于山左之地、海曲故城(gùchéng)崛起,学习传承前人,尤其是焦竑的治学与著述,其学术精神如泰山磐石,扎根齐鲁大地,辐射中原文化圈,终成“山左朴学”之重镇。
我们先来(lái)认识一下“照邑朴学”的创始人,一代朴学大师许瀚。这位200年前从日照大地(dàdì)走出的一位(yīwèi)划时代(huàshídài)的伟大学者,博综经史、精于(jīngyú)音韵训诂、笃嗜金石,一生为他人校书数千册,尤以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用力最勤,曾先后三次担纲通校《说文解字义证》,时间绵延近三十载,默默无闻(mòmòwúwén)地把大量时间、精力奉献给该书,终使这部巨著面世。
许瀚(xǔhàn),生于(yú)1797年(清嘉庆二年),卒于1867年(同治六年),字(zì)印林,号攀古小庐主人,日照大河坞村人。许瀚出身于一个清贫的(de)(de)知识分子(zhīshífènzǐ)家庭,其父许致和以教书为业,读书十分勤苦,对经学有很深的造诣,著有《说诗循序》《大学(dàxué)中庸总义》等。许瀚早年随课馆(教私塾)于外的父亲生活,受过严格的庭训,18岁便考中秀才。当时,考据学独霸学术界,出现了“东汉学(指考据学)灿灿如日中天”的盛况。受其影响,许瀚自幼便“博综(bózōng)经史及金石文字”,专研古文字及声韵之学,到20多岁便学有根基。
许瀚(xǔhàn)29岁时,山东(shāndōng)学政何凌汉(hélínghàn)对他十分赏识,特意选拔他当了拔贡。拔贡是科举制度贡生的一种,它是从各地(gèdì)州府县学的生员中选拔兴业优异者,直接送入国子监深造。于是,许瀚进京入国子监就读。其后,他一边(yībiān)在何凌汉家教私塾,同何绍基(何凌汉之子)、王筠、龚自珍等著名(zhùmíng)学者(xuézhě)切磋学问,一边刻苦攻读,希望“得一官以资禄养”。1827年(清道光七年),清政府任命王引之为武英殿总裁,负责重修《康熙字典》,许瀚也参加了这项工作,任校录(lù),他们一起对原书进行(jìnxíng)了详细校勘,共找出错误2500多条。王引之父子对许瀚的影响最大。
1831年,《康熙字典》修成,许瀚因工作勤奋被授予州同(zhōutóng)(副知州)的(de)官衔。但这种职衔(zhíxián)是很难取得(qǔde)实缺的,为生计所迫,他接受了恩师浙江学政何凌汉的邀请,到杭州学署帮助校勘书籍及批阅试卷,开始了幕僚生涯。他先后随陈用光、吴文镕、潘锡恩等学政在各地校文,足迹(zújì)遍及江苏、山东、河北等省。幕僚的生活虽然比较清苦,但能够有机会观览大量的图书文物,许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勤奋治学,到40岁左右时(shí)便独树一帜(dúshùyīzhì)。
许瀚在仕途上十分不顺,直到1835年,清政府因皇太后寿庆举行恩科(ēnkē)乡试,他(tā)才以第五十六名考中举人,这时(zhèshí)他已39岁了(le)(le)。在清代,举人是不能直接进入仕途的。所以其后,他又在北京做了一个时期的幕僚。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,许瀚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,对动荡的时局非常关心,但并没有转向经世致用(jīngshìzhìyòng)的学问,仍然从事古籍校订及小学、金石方面的研究。战争爆发的那一年,他接受了济宁知州徐宗幹邀请(yāoqǐng),当了渔山书院的山长,并主持纂修《济宁直隶州志》。
许瀚考中(kǎozhōng)举人后,多次参加会试都没(méi)考中,直到1844年(nián)仍不忘科举之(zhī)事,又风尘仆仆地从(cóng)日照赶到北京,第四次参加会试,希望能考中进士,但(dàn)最终再一次落第。恰巧本年朝廷从举人中选拔官吏,许瀚被选为二等,可以做教谕之类的小官,但没有具体职务。不得已,他只好离京南返,来到家乡沂州府,受聘为琅琊书院山长。在沂州期间,他广泛搜求金石碑刻,为保护文物作出了很大贡献。后南河道总督(zǒngdū)潘锡恩准备刊刻章学诚等纂修的《史籍考》,特地把许瀚从沂州邀往清江浦(qīngjiāngpǔ)(今江苏省靖江市),负考订校勘。
许瀚到清江浦后,遍览群书,用了近两年的(de)时间,写成了《拟吏籍考校例》,对章学诚等原稿繁冗(fánrǒng)、重复、漏略、舛误的地方进行订正,把这部目录学名著基本校勘完毕。恰在(zài)这时,潘锡恩生病回籍(huíjí),收回《史籍考》不刊刻了。这样,许瀚无处谋生,只得以(yǐ)教私塾为业,处境相当(xiāngdāng)困难,其父年老多(duō)病,自己亦重病缠身,右手一年多不能(bùnéng)写字,家庭的收入也十分拮据。就是(jiùshì)在这种情况下,他用了四五年的时间,抱病校勘并刊刻了清代乾嘉时期集学者、书法家、篆刻家于一身的文化巨擘(jùbò)桂馥的《说文解字义证》,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巨大的意义。但当此书刊成之时,许瀚已负债千余金。桂馥(1736—1805),字未谷,号雩门,山东曲阜人(rén),他以考据学为根基,在文字学、金石学(jīnshíxué)、书法艺术等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就,被誉为“清代说文四大家”之一,与段玉裁并称“桂段”。
1852年(清咸丰二年),许瀚当上滕县训导,时间不长便因病辞职归里,但留下了“博学善教”之名。后来,他的老友吴式芬出任浙江(zhèjiāng)学政,邀请他到杭州(hángzhōu)帮助批阅试卷。许瀚当时已经近60岁了,他借了川资(chuānzī),远涉千里前往,其生活困苦,可见一斑。晚年许瀚回到家乡,受聘主讲(zhǔjiǎng)日照奎峰(kuífēng)书院。
奎峰书院(shūyuàn)是清代山东日照(rìzhào)地区重要的教育机构,始建于清道光十八年(nián)(1838年),由日照知县周瑞图倡议,县绅捐资在县城十字街南侧改建而成。书院选址于县衙西南隅(今海曲中路老邮局附近),其名取“一县文峰”奎山(kuíshān)之意。初期规模包括大门一楹、讲堂五间、西厅三间,后经多次扩建,光绪年间又陆续扩建考棚、过厅等设施,成为兼具教学与(yǔ)科考功能的综合性(zōnghéxìng)场所。1903年,书院改制为“日照县立(lì)高等(gāoděng)小学堂”,1924年在此基础上成立日照县立初级中学,1945年滨中中学短暂迁入。
奎峰书院(shūyuàn)虽以科举教育(jiàoyù)为(wèi)主,兼重训诂、音韵等小学(语言文字学)内容,与乾嘉朴学“由字通词,由词通道”的理念一致,与清代朴学(考据学)有着深层联系(liánxì)。书院聘请举人(jǔrén)、进士授课,其中最著名的是(shì)朴学大家许瀚。1860年(咸丰十年(shínián)),许瀚以病弱之躯在此主讲一年,每月坚持四次阅卷。书院不仅是教育机构,更是地方文化枢纽。光绪年间,后来担任山东图书馆馆长的丁麟(dīnglín)年捐银3000贯资助书院,推动日照学者整理地方文献,为“照邑朴学”的本土化发展奠定基础。
奎峰书院(shūyuàn)虽非朴学核心发源地,却通过(tōngguò)许瀚等学者的讲学活动,成为照邑朴学的传播(chuánbō)纽带。其从科举书院到现代学校的转型,既见证了清代学术向近代教育的过渡,也彰显了日照(rìzhào)地区重视文教的传统。正如王献唐所言,奎峰书院的历史,是“照邑朴学”从书斋走向社会的缩影。尽管原建筑(jiànzhù)多已不存,但(dàn)其作为日照一中、东港一小的前身,至今仍是日照文脉延续的象征。
许瀚(xǔhàn)一生仕途坎坷,穷困潦倒,但在讲学、著述和校勘书籍上仍取得了很大成绩(chéngjì),是当时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,有“山(shān)左许瀚之学”的称誉,龚自珍《已亥杂诗》中有《别许印林孝廉(xiàolián)瀚》:“北方学者君第一,江左所闻君毕闻(bìwén);上厚水深词气重,烦君他日定吾文。”对许瀚可谓是推崇备至。而写这首诗的时候,许瀚才42岁,还没(méi)达到学问的最高峰。作为来自南方学派的龚自珍,多少还有点自高。龚自珍(1792—1841),字璱人,号定庵,浙江仁和(今杭州)人,清代(qīngdài)著名(zhùmíng)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改良主义先驱。他的诗句(shījù)“我劝天公重抖擞,不拘一格降人才”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(chūnní)更护花”等脍炙人口,无人不晓。
许瀚也是清代著名(zhùmíng)的音韵训诂学家。在我国古代,语文学被称为小学。它经过曲折发展,到清代达到顶峰。在治学(zhìxué)方法上,他(tā)师承高邮王氏父子,以训诂声韵求义理,复由古文字以求本义(běnyì)及其通假。清代,号称小学家的有几百人,但能同时精通(jīngtōng)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三门学问的并不多,许瀚却对这三者都有较深的造诣。
许瀚(xǔhàn)也是清代著名(zhùmíng)的校勘学家。《清史稿》称其“校勘宋、元、明本书籍,精审不减黄丕烈、顾广圻”。把他同清代第一流的校勘学家相比(xiāngbǐ),足见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。
许瀚(xǔhàn)又是道光、咸丰年间享有盛誉的金石学家。许多学者认为他的金石学研究(yánjiū)在当时属于(shǔyú)第一流,尤其是对(duì)他利用金文研究古文字学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。许瀚这一生喜欢购求金石文物,手中稍微(shāowēi)有点余钱都用于金石拓本收藏。其《攀古小庐文钞》考释金文178篇,辨析器物真伪、铭文义例,被誉为“清代金文研究的巅峰之作”。
许瀚还是一位方志(fāngzhì)学家。《中国方志大辞典·方志人物》收有许瀚的小传。他对方志学的主要成就是主持编修了《济宁直隶州志》,该志结构完整,叙事(xùshì)明晰,历来颇好评。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(xuéshùshǐ)》中亦称其为清代(qīngdài)名志。
许瀚更是一位书法家。《续滕县志(xiànzhì)》称其“尤善书法”,光绪《日照县志》也说(shuō)他“工书翰,士林珍之”。道光年间,许瀚因考进士落第而困居京师,但“索字者日塞其门”。许瀚书法亦承颜体精髓,磴山摩崖石刻(shíkè)“羡君堪作王家瑞”笔力雄浑,丁艮善(dīnggěnshàn)勒石镌刻,成为日照文化(wénhuà)地标。
许瀚除了在(zài)学术上的重大贡献,最重要还是他以己之学,荫庇(yìnbì)后(hòu)学,提携晚辈,使朴学能在日照传承。他晚年教导乡里后学,以丁(dīng)楙五、丁艮善、丁以此三人(sānrén)最著,号称“许门(xǔmén)三弟子”。文化学者丁博原先生(xiānshēng)所著《日照丁氏家族志》(族事略 人物志)中有此记载:“咸丰同治间,照邑(zhàoyì)朴学盛行。族人丁艮善、丁楙五、丁以此先后师从朴学大家许瀚,各尽(gèjǐn)所长,皆有专著(zhuānzhù),时人称曰“许门三弟子。”丁艮善精于小学,校勘颇多,被誉为“山左宿学”,其学问由(yóu)其子孙承袭,延至民初丁楙五续修家谱,广辑文献,誉录遗稿,刊刻旧编,为家族文献的留存与传播居功至伟,惜(xī)英年早逝,未竟其志,未展其才;丁以此少以家贫,无力举业,然独精音韵,著《毛诗正韵》,为国学大师章太炎所推崇(tuīchóng)。民国以后,丁惟汾著述颇丰,且得以完整保留,所撰《诂雅堂丛著》六种(liùzhǒng),其中《方言音释》《俚语证古》《毛诗韵聿》已由齐鲁书社出版,其他三种也已在台湾发行。其主编之《山东革命党史稿》现有文稿存世。”
日照丁氏尚文重教,四百年来文化繁荣,积学深厚,乃科宦世家,是日照几大(dà)名门望族之首。许瀚三位弟子都(dōu)出自丁家,就足以说明了这(zhè)一点,当然(dāngrán)还有后来人。丁楙五、丁艮善都是清康熙(qīngkāngxī)年间(niánjiān)进士(jìnshì)丁旹的后人。丁旹修县志、创家谱,开一代诗风,成为日照文化的奠基人,也是日照丁氏家族的“文献之祖”。丁家自此人丁兴旺,人才辈出,演变为日照丁氏“老四支长房三支”,其后代51年间,实现了“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皆进士”。
许门三(sān)弟子秉承许瀚“无征不信”的学风,将照邑朴学推向系统化、专业化。丁楙五早年师从丁艮善的大哥丁秉善,他(tā)父亲又和许瀚是至交(zhìjiāo)。“传小学者,有丁楙五伯才,著《说文韵律》。继即竹筠先生(即丁以此),著《毛诗正韵》。后则鼎丞先生(即丁惟汾(dīngwéifén)),学寖光大”(出自《增广得很明白。丁楙五专治小学,尤精音韵。平生(píngshēng)最大的功绩是集文献、修家谱,可惜英年早逝,未展(wèizhǎn)其才。
丁艮善则以经学见长。他(tā)协助许瀚校勘吴式芬《捃古录金文》,对(duì)青铜器铭文的训诂多有创见。其《毛诗传疏考证》以音韵通经义,纠正陈奂《毛诗传疏》疏漏,被王闿运誉为“东州绝学”。丁艮善将朴学方法用于方志(fāngzhì)编纂,参与《日照县志(xiànzhì)》修订。他擅长书法,工篆、隶、楷书,且自成一家。现河南(hénán)许昌、济南千佛山还留有他的墨迹。
丁以此,字竹筠,专攻音韵学。他(tā)是(shì)许瀚晚年所收弟子,继承许瀚“因声求义”之法,著《毛诗正韵》重构《诗经(shījīng)》古韵(gǔyùn)系统,章太炎称其“古韵分部独得许君真传”。作为丁惟汾之父,他将朴学融入家庭教育,使丁氏家族成为近代学术与政治的双栖望族。
丁惟汾,字鼎丞(chéng),中国同盟会创始人(rén)之一,治学承其父,其在日本留学,与章太炎、刘师培、黄侃等人往来密切,“照邑朴学”又(yòu)与扬州学风相互切磋,成就斐然。近人王献唐、屈万里、孔德成三位先生皆受教于丁惟汾先生,互为师友,各有专精,溯其治学,与“许瀚之学(zhīxué)”有相传承。王献唐(前篇已有介绍(jièshào)),许瀚再传弟子。其父王廷霖是名中医,更喜金石文字之学,师承许瀚,家藏金石拓本数千件,自幼耳濡目染(ěrrúmùrǎn)。王献唐开创“考古与文献互证”之法,在城子(chéngzi)崖遗址发掘中,结合《水经注》等典籍考证(kǎozhèng)龙山文化,倾一生之力著《炎黄(yánhuáng)氏族文化考》,提出“东夷文化中心论”,震动学界。
傅斯年也是出自齐鲁大地的一名(yīmíng)大师,他的信中对许瀚作了很高的评价,称“近来出现(chūxiàn)了许瀚一大批稿子,皆为研究所得之……此君地位,与孙仲容伯仲之间,乃最早之金文(jīnwén)大师,而其著作不传,可恨!”
学界对许瀚的研究也一直(yìzhí)在(zài)接力。清末民初,梁启超、丁惟汾、章炳麟、刘师培、黄侃等一大批学者都曾对许瀚进行过研究;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著名国学大师王献唐(wángxiàntáng)、傅斯年和赵录绰等人(rén)就(jiù)开始搜集整理其遗著,并编辑有《许印林遗书》二十余册;二十八十年代,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(zhōngguóshèhuìkēxuéyuàn)研究员袁行云(xíngyún)先生编成《许瀚年谱》,并整理出版了许瀚学术著作《攀古小庐全集》(上);原山东图书馆学者崔巍整理出版了《许瀚日记》。
进入新世纪以来,许瀚研究热再度升温,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(jiàoshòu)、宋开玉教授,上海博物馆柳向春教授,曲阜师范大学周洪才教授、聊城师范大学刘昆教授、陕西师范大学郭子直教授都(dōu)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(yánjiūchéngguǒ)问世。山东大学古籍整理工程《山东文献集成》第一、二、三辑还集中影印了(le)大量许瀚手稿(gǎo)和抄稿,使许多过去藏之秘阁的珍贵资料(zīliào)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除大陆部分学者(xuézhě)(xuézhě)外,在台湾(táiwān)的日照籍学者丁(dīng)原基出版了《许瀚之文献学研究》一书,台湾成功大学郭妍伶编著了《许瀚之金文学研究》。这些著作与大陆许瀚学术研究成果遥相呼应,相映生辉。这些著作对许瀚的学术成果给予大力播扬。
还有两位日照地方文史学者,不得不提(tí)。一位是(shì)东港区涛雒镇的文化学者丁博原(dīngbóyuán),另一位是岚山的文史专家曹汉华。我与丁博原老师相识(xiāngshí)于2023年,市委党史研究院与日照电视台共同举办《史话日照》文化访谈节目“方志日照”,我和(hé)博原同为访谈嘉宾,相互交流甚多,很受教益。这个访谈节目播出后,受到(shòudào)广泛关注和好评。近日,因为写(xiě)人文日照文章(wénzhāng),多次征求党史研究院尹德满院长意见。中间还几次前往家住涛雒镇的丁博原老师家中请教。特别是计划写“照邑(yì)朴学”这个题目时,因为没有专门作过(guò)研究,感觉不太敢写,但博原(dànbóyuán)认为应该写,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日照文化,是一件大好事。为此,他还专门赠送我《丁氏家族志》。拜读了由丁博原主编的《日照丁氏家族志》,深感震撼。国有史,邑有志,家有谱。而博原老师在家谱的基础(jīchǔ)上,依志之例,历经十几年修成此书(cǐshū),是当之无愧的收集和研究丁氏文化的集大成者。
我与汉华弟相识逾30年,对汉华弟研究(yánjiū)许瀚一事早闻大名。他用了20年时间致力于许瀚著述搜集整理,先后出版了《增广近日,我专门去山东万方(wànfāng)集团,与他进行了交谈。同时还见到了岚山区(qū)(qū)政协(zhèngxié)原副主席孙树诺(sūnshùnuò),区政协文史委党总支书记郑培晋,万方集团的副总王汉军,他们都是文史方面的专家。交谈中得知在区政协的指导(zhǐdǎo)下,在万方集团的支持下,专门成立(chénglì)了岚山区文史研究会,致力于岚山文史研究。研究会成立以来,团体非常活跃,学会形成了很多研究成果,大师之风、后人推崇,令人欣慰、值得肯定。
我深深感受到,无论是(wúlùnshì)一个地方的文化(wénhuà),还是一个家族的文化,都需要一批有学识、有奉献、有情怀、有担当的人去(qù)挖掘、去弘扬,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以保护与传承,民族文脉才能得以源远流长。
日照朴学的(de)崛起,得益于独特的地域(dìyù)文化土壤。许瀚及其弟子们既秉承齐鲁“尊经重道”的传统,又因濒海而具开放视野,不完全拘泥于古人,既尊重传统,又敢于修正谬误。他们校勘典籍必求善本(shànběn),考释(kǎoshì)铭文必亲拓(bìqīntuò)原器,这种“脚踏实地”的学风(xuéfēng),与江南考据学派形成鲜明对照。丁惟汾将朴学精神注入革命实践,王献唐以学术守护文化命脉,丁原基用现代方法激活传统,皆体现了(le)日照朴学“经世致用”的终极追求。
照邑朴学已经是一个(yígè)(yígè)跨越时代、跨越地域,甚至跨越朴学本义的一个大课题。王献唐先生首先对其命名,袁(yuán)行云先生首先系统整理许瀚著述,丁(dīng)原基先生则在学界首倡旗帜,可惜三位先生都是天不假年,各自学术道路都是半途而废,这也是照邑朴学历时近一个世纪(shìjì)却始终未在学术界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关于照邑朴学的学术范畴,从名义上是朴学研究(yánjiū)的一个派别,实际上已经是乾嘉学派到(dào)同光之后(zhīhòu)的南北位移,成为上承乾嘉、扬州(yángzhōu)学派,下启(xiàqǐ)民国国学复兴的中坚。也就是说以许瀚为代表的北方照邑学派撑起了晚清乾嘉学派、扬州学派的大梁,并催生出大批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。
从地域上(shàng)看,许瀚一生讲学(jiǎngxué)的五大书院及其五大书院涌现的俊杰遍布大半个中国。济宁渔山书院、临沂琅琊书院、淮阴清江书院、赣榆(gànyú)选青书院、日照奎峰书院是不可忽略的五个辐射点,由此串联起(qǐ)大批的后起学人。其学术流布远至日本、中国的台湾。
从学派的构成成分看,除了许瀚的直系弟子(dìzǐ)三丁(dīng)一吴,还包括同时期接受并传刻(chuánkè)播布许瀚学术的一批学人,比如杨铎、高均(gāojūn)儒、丁妟以及他们的子弟,稍晚一点的吴重熹、王懿荣、丁惟禔及其传人;甚至包括邀请许瀚校订专书(zhuānshū)的吴式芬(wúshìfēn)、潘锡恩、吴荣光等。其中,王懿荣(1845-1900),中国近代金石学家,是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。丁惟禔(1862-1895),字亦康,号伯平,是光绪年间进士,日照丁氏第一个翰林(hànlín)。
从著述成就上看,代表性的除了许瀚自己的代表作(dàibiǎozuò)《攀古小庐(pāngǔxiǎolú)……》之外,《说文解字(shuōwénjiězì)义证》(包括丁艮善为张之洞校勘印行)《史籍考》《攈古录》《三迁志》《济宁直隶州志》等都可以作为照邑(zhàoyì)学派学术代表作。
从直接学术传承(chuánchéng)上看,清以后(yǐhòu)日照乃至山东的一大批学者可以说是出自他的门下,曹汉华在《增广许瀚年谱(niánpǔ)》中多有论述。与丁惟汾保持联系的民国三大家章炳麟、黄侃、刘师培,都在这个照邑学术宝库中汲取营养、发扬光大(fāyángguāngdà)。
当然,这些直接间接的(de)学著例证,需要文史方面的专家学家去梳理(shūlǐ),恕学识有限,在此文中不能一一列举。
在此文写作过程中,我与汉华、博原多次交流,他们给我提供了很(hěn)多资料素材,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,让我很感动。既(jì)佩服他们勤勉博学(bóxué),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,同时也惭愧自己学识浅薄,真正(zhēnzhèng)是“学然后知不足”。
从许瀚在磴山勒石铭志(míngzhì),到丁原基在海峡两岸传播学术,照邑(zhàoyì)朴学历经两个世纪的(de)风雨,始终以实证精神为骨,以文化担当为魂。这种(zhèzhǒng)学术传统,不仅是日照的文化标识,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见证。正如吴重熹谒许瀚墓时所咏:“山海蔚灵秀,葱郁钟大儒。”日照朴学的薪火,将永远在山左大地上闪耀。正是(zhèngshì):
照邑朴学文脉长,海曲遗韵(yíyùn)永流芳。
山左敬文翰林立,齐鲁崇德功名扬(míngyáng)。
奎峰书院书声悠,丁氏家族人才(réncái)旺。
尊经重道昭日月,薪火相传(xīnhuǒxiāngchuán)写华章。
(注:文稿内容参阅(cānyuè)了《增广<许瀚年谱>》《日照丁氏家族志》《日照历史文化故事》等专著(zhuānzhù)资料)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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